中国制造如何卧薪尝胆

中国制造从未向今天这样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局。

阿迪达斯宣布将关闭苏州的直营工厂，理由是无法承受当地平均月薪3000元的工资。之前，同样的跨国体育品牌耐克，早早就把位于江苏太仓唯一的在华鞋厂“转移”了。

面临经济下行危险的中国制造，在2012年似乎祸不单行。先是欧美发达国家大呼启动“再工业化”，要用机器人与中国制造“抢”饭碗；紧跟着，则是东南亚、印度等后发国家以其更廉价的工资，要把中国制造最拿手的产业“吸”走。有人形容这是“前后夹击式的围堵”。

外部环境的“生态剧变”正在发生。伦敦奥运会上，不论是烟花表演、运动员服装、纪念品，都少不了“中国制造”的贡献。据称在900项奥运官方纪念品中，“中国制造”占到65%。可因为美国运动员的礼服是中国制造，有美国议员竟公开声称应该“全部焚烧”。

为了只支付三分之一的工资成本，跨国公司可以把鞋子、衣服这些中低端制造业移走。而对于光伏产品这类新兴高端产品，发达国家同样下决心要给中国制造吃个闭门羹。美国和欧盟一先一后，都要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巨额反倾销税，这对本已产能过剩的本土光伏企业可谓雪上加霜。

更严峻的是“中国制造”本身的危机。中国宏观经济减速，跌破8%，被认为是“软着陆”。但在微观层面，制造业企业的危机却是生与死的抉择。在钢铁、工程机械、造船等基础行业，许多“巨无霸”都步入前所未有的调整期。央企这种“大象”企业正力求“挺过寒冬”；许多中小型的“虾米”企业，恐怕连秋天都难保度过了。

“必须认识到，这一次是中国经济以30年为周期的大调整”，经济学家李才元认为，“经济转型、结构调整”从十年前就开始谈，可是直到今天，才成为“不得不直面、非解决不可的问题”。

当许多人都认为“中国制造”的危机主要是“人口红利”、“资源红利”即将耗尽时，李才元却认为这都没抓住要害。

“从根本上说，是技术红利已经到头了。”他说，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，中国过去30年主要靠引进，现在换不来了，因为全球都面临着‘产业真空期’，所有人都面临技术升级的难题。”

以自主造车而知名的奇瑞公司，面对今年以来自主品牌轿车市场份额“雪崩式”的下跌，正开始艰难的“突围”。他们反思说，市场爆发性增长时，汽车企业只顾“村村点火、户户冒烟”，忽视了基本功，而到了经济下滑的时刻，才懂得要“先蹲马步，再上擂台”。

位于浙江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万向集团最近花了4.5亿美元，并购了一家美国新能源公司。对于众说纷纭的“产业结构调整”，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并不看好。“应该在状况好的时候去布局，到现在困难了，调不过来！本身效益不好，它有什么能力调？！”

“有能力时没动力；有动力时没能力”。这可能是煎熬之中的“中国制造”面临的转型悖论。

然而，出路何在？

比谁更便宜，有意思吗

全球经济低迷，即便像阿迪达斯这样的跨国品牌也在四处寻找“最低的成本”。

将唯一的直属工厂迁离苏州，也许意味着这家“候鸟式”的公司开始寻找下一个廉价栖息地。据称，他们在苏州的工厂给付工人的底薪是每月1500元，加上奖金、保险、津贴、餐费、住宿等，综合薪酬达到3000元。而在柬埔寨的工厂，服装厂工人的月薪平均为130美元，约合人民币800多元，相寻常型银屑病的图片当于苏州工人的三分之一。

据调查，2010年泰国熟练工人平均月工资是258美元，印度尼西亚是每月148美元，越南大约是每月136美元。而目前，我国深圳的最低月工资约折合190美元，企业实际需要支付的综合人工成本会超过350美元。显然，“东南亚制造”相比中国制造，人工上更便宜。

新锐的网络销售商凡客诚品，也计划将其衬衫、休闲裤、羽绒衣等商品订单尝试发往海外。该公司比较了孟加拉国与中国的纺织业后发现，孟加拉国不但拥有更廉价的劳动力，其纺织工艺和产业基础也相当不错。

凡客诚品CEO陈年南下考察代工厂时意识到，部分企业在中国的生产布局已经悄然变化。他估计，“一个数万人的工厂，2015年左右会把50%的产能搬到越南去，20%以上去印度或斯里兰卡，中国只剩下不足30%。”

不过，阿迪达斯并没有全部撤离。单从鞋类产品看，阿迪公司有97%的生产来自亚洲，中国占比最大，为35%，只是比重正逐年减少。越南占29%，印尼占26%，柬埔寨的份额虽小，但在2011年翻了一番。

目前阿迪达斯在中国还有300多家代工厂，其中占最大份额的是台湾裕元集团。据称，该集团也在勾画向东南亚迁移的“路线图”，长期看在中国的生产比重下降是个大趋势。

经济分析人士马光远不认为阿迪达斯会“放弃”中国制造。今年一季度的财报显示，阿迪达斯在大中华区的销售增长26%。从快速消费品必须贴近市场前段这个角度看，关闭一个直属工厂，绝不意味着丢掉中国这个市场，至少阿迪达斯在华的“代工厂”不会一夜间“逃走”。

作为生产基地，劳动力成本低只是要素之一。从基础设施、管理、税收、劳动力市场灵活性、上下游产业链的完整性等方面，都需统筹考虑。

台湾一家玩具公司对于到东南亚设厂缺乏信心，因为玩具的用料复杂，如果当地配套材料跟不上，考虑到运输条件以及供货能力问题，综合成本反而可能比节省的工资成本更高。

今年一季度，渣打银行曾对80家中国出口企业进行调查，调查对象包括珠三角的香港制造商58家、上海周边的台资企业9家，以及13家位于重庆的企业。接受调查的企业中，仅有6家企业因为工资上涨考虑离开中国，其中5家是纺织企业、1家是制鞋企业。

马光远表示，应该看到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并不仅仅在人力成本，中国已形成了产业链配套优势，“我们在一些领域的竞争优势，不是越南、缅甸等国家靠压低人力成本可以比较的”。

他认为，现在向东南亚一带进行转移的品牌，主要是一些简单加工、规模比较小的企业，一些比较高端的，如时装、高级制衣等，中国制造还不可替代。

事实上，在中国出口产品占比中，目前机电产品已占大头，约60%。中央财经大学政府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福重认为，在出口部门中，不同行业的成本构成差异很大，比如制鞋业80%是人工成本，但机电业人工成本只占10%。

因此，考虑到管理成本、环境标准以及劳动力的教育技能水平等因素，只有几家单个企业因人工成本升高而迁走的“个案”，还不足为虑，中国制造“远不至于全军覆没”。

把“中国制造”眼下的困局归罪于工资上涨，其本身就缺乏说服力。经济分析人士李国卿认为，事实上从2010年夏季的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事件开始，中国制造业“低成本时代”已经结束，“有些东西就该结束，有些阶段必须跨越”，中国不能靠“低成本”过一辈子，而劳动力成本上升、福利增加，本就是经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如今，富士康两年来连续为企业员工加薪，并把“涨薪创造中产阶层，然后吃内需商机”当作下一步产业转移和升级的战略。这正说明，中国制造的进步其实应该与劳工福利增进是一个同步进程。

应该说，几年来中国劳动力工资上涨属于“补偿性上涨”。野村证券对中国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估算显示，1994年至2008年，劳动生产率年增速20.8%，同期制造业工资年涨幅仅13.2%。

而房价、生活用品以及服务消费价格上涨，也迫使有关方面必须相应提高工人工资。“物价涨得厉害，工人让我去超市绕一圈再来谈工资。”上述台湾玩具厂商一位负责人说。

“十二五”期间，我国政府提出“双同步”的目标，即居民收入增速和经济增长同步，劳动者报酬增速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。

郑州哪里能治好银屑病据世界银行统计，这可能意味着到2015年，中国企业需要为新增劳动力成本再支付1.5万亿美元（约合9.8万亿元人民币），工资持续增长将使劳动力成本占GDP的比重增加1倍，从目前的15%提高到2015年的30%。

“技术红利”到期了

最近几年的实践证明，仅仅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是“无发展的增长”，此类“比较优势”不是真正的优势，更是不能持久的优势。

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张茉楠认为，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变化不仅要体现在经济规模和总量上，更要体现在经济结构变迁上。随着中国要素价格体系的重估，以往“以资源促发展”、“以市场换技术”、“以利润换资本”的发展方式必须变革。

在她看来，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、劳动力投入和出口拉动，没有形成技术、生产率和内需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。但是，这种以低劳动力成本、低土地成本、低环境成本和较好的产业配套体系形成的“全球价值洼地”，如今正在被填平。

数据显示，1998年到2008年的十年间，我国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30.5%，劳动力报酬年均仅增长9.9%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远远低于资本回报率增长。

同时，由于中国制造业仍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，出口的产品大多数是技术含量低、单价低、附加值低的“三低”产品,却大量进口高技术含量、高附加价值和高价格的“三高”产品。

尤其是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，转移了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对美的贸易，从而使得我国具有了虚幻的“贸易顺差”。而低价带来了增长，却并未带来利益和财富。可谓“赔本赚吆喝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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