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美县委大院的故事

湖南绥宁县委大院全景。用了几十年，还是那几栋老砖房。罗辉摄

正在翻修的临澧县纪委监察局办公楼。本报记者 邓凯摄

石门县委常委办公楼。杨昌伟摄

上世纪80年代的衡东县委大院正门。资料照片

茶陵县委办公楼。龚文彬摄

临澧县纪委监察局局长办公室。 记者 邓凯摄

编者按

《县委大院》是湖南广播电视台《湖南新闻联播》近期推出的专题报道，镜头对准临澧、衡东、石门、新邵、蓝山、龙山、双牌、岳阳县、绥宁、溆浦、茶陵等11个县的县委机关，讲述了他们几十年如一日“蜗居”老旧大院，不盖新楼也不搬迁的情况。节目播出仅三期，收视就一路飘红；全部播完后，在微博上、网站上产生了过千万的点击量和数百万的评论跟帖。

老旧的县委大院，何以成为社会热点？本报记者近日走进这些院子，拂去栏杆上的尘埃，探寻“县委大院”背后的故事。

走进湖南临澧县委大院，扑面而来的是“为人民服务”——1944年9月8日，毛泽东为纪念张思德而题写的这五个大字，在冬日下午的阳光下，静静地闪着光。

在记者此次造访过的几座陈旧而简陋的县委大院，这五个字，一次次简洁而朴素地撼动着我们的内心。

这些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沧桑的县委大院，隐藏着什么密码？在告诉人们什么？

临澧：“对群众有利的事，要多做”

那年，黎卫平被丈夫痛骂了一顿。

“世界上没有比你更蠢的人了！别人搞工程是往家里弄钱，你倒要往外掏钱！一分都没有！”

讲起往事，声音高亢的黎卫平依然有些激动。在电视镜头前，黎卫平从来没讲过十年前和丈夫吵架的事。本报记者再三追问，她才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。

当时，临澧一中新校区建设正值关键期，离高考只剩40多天，土建已经完成，但配电、监控、桌椅等设施还没着落，配齐需要200多万元。县里本来就是“吃饭财政”，要钱？没有。

黎卫平是县委分管教育的副书记、新校区建设总指挥。她一拍桌子，发动指挥部的干部们自掏腰包，先垫上！

眼看别人的钱凑得差不多了，她自己却在丈夫那里卡了壳。

不给就不给！急性子的黎卫平转身拿了身份证，找朋友担保，从信用社借了8万块钱。就这样东拼西凑，2004年6月，临澧一中新校区顺利完成了高考任务。

那一年，临澧县财政收入刚过亿元大关。县里想方设法，硬是筹集到1.5亿元，高标准地建起了能容纳5000名学生的一中新校区。新校区无声地证明，教育是最大的民生问题之一。

而60多年来，临澧县委一直在几栋破旧的红砖瓦片房子里办公。

从1978年调到县委，到2012年11月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位子上退休，黎卫平在临澧县委大院工作了30多年，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。

1949年临澧和平解放，第一届县委选定蒋家花园作为县委驻地。蒋家是临澧历史上显赫了两百多年的大家族，著名作家丁玲就是蒋家的后代。今天，在县委大院里，还能看到被铁栅栏围起的草木葱郁的假山，那就是蒋家的遗迹。

1952年，上级拨款7万元，在临澧县委大院里建起了礼堂，后来礼堂分一半给了县政协。1952年与礼堂同时修建的还有县人民委员会大楼，现在是组织部所在地。说是大楼，其实不过是一栋两层的砖木楼。2012年加固改造以前，里面连一个卫生间都没有。

1955年6月，开国元勋林伯渠回到家乡临澧搞调研，就住在人委会楼里。在临澧期间，他坚持深入实际、深入基层的作风，给当地干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“林老当时讲得最多的就是，对群众有利的事，要多做。”临澧县委原副书记王宏忠回忆。

临澧县纪委监察局办公楼也是上世纪50年代的老建筑。局长办公室屋顶上有个大洞，抬眼就能看到木质房梁；电脑机房顶上接着一个漏斗，水管通向窗外，塑料布一直覆盖着主机。

“如果外面下大雨，里面基本也下大雨。”临澧县纪委常委胡凯辉说，“白天黑夜，我们都要安排人守着这些设备。”

王宏忠说：“当时，县委常委会常常开到深更半夜，熄灯之后，有时就碰到蛇，踩到蛇。”

这些办公楼在服役60周年的时候，外墙才做了简单翻修，原来的木楼板因为被白蚁侵蚀得太厉害才换成了水泥地板。临澧县原县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杨绪沐说：“白蚁最多的地方，挖出来的用箩筐挑了几担。”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临澧发动10万劳力，用十年时间修成了青山水轮泵站，彻底解决了饮水问题，创造了“青山精神”；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临澧大力发展乡镇企业，“临澧现象”由此而来；进入新世纪，临澧发展社会事业，又成为全国文化工作先进县、全国教育工作先进县。

“我到别的地方，看到新修的行政中心又大又气派，条件确实好，你说能不羡慕吗？”黎卫平说，“不过我们认为，机关建设和民生大事相比较，还是民生优先。”

现任临澧县委书记杨琦明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。他说，县委大院记录了艰苦奋斗的历史，有很强的正能量。“把这种传统传承下来，是一种责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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